据《劳动报》报道，印刷厂职工小张，刚进公司没多久就意外发生工伤。单位将他送入医院治疗，出院后，小张要求进行工伤鉴定和赔偿。但因单位使用其他人的医保卡为小张治疗，致使工伤鉴定程序无法履行，同时双方就赔偿金额也难达共识，小张与单位产生矛盾。奉贤区青村镇袁大同调解工作室为给职工追回应有权益，历时近半年，往返于8个部门几十次，最终将纠纷妥善解决。

　　“你们管得了吗？我要找个的地方，不行就打官司。”去年“五一”前后，湖南口音的职工小张，急匆匆冲进奉贤区青村镇袁大同的调解工作室。

　　几年前，袁大同从镇社保中心退休后竞聘成为职工法律援助调解员，当起职工的“老娘舅”。他的调解工作室，坐落在镇门口处一间平房内，与只有一桥之隔。几年下来，“工作室”形成了镇守职工安宁的一道屏障，让职工咨询不出门、矛盾不过桥、难题不出镇。看着此时满心怒气的职工，袁大同先是走到工作室屋后，摘了几枝自己种的中草药茶，冲了开水递给小张让他降降火。

　　“3月25日，我操作的机器卡住了，我用手拨弄卡在里面的东西，结果左手被压伤了。厂里带我到区中心医院治疗，一直住院到4月11日。”小张回顾着自己的。

　　本来是符合工伤标准的，可当小张拿出病历卡、出院小结时，老袁却意外发现，都不是小张的名字。小张说，自己受伤后，厂里的经理用他自己的医保卡给小张看病，“用我的医保卡看病方便”，小张稀里糊涂地就应允了。

　　“后来我跑了好几个部门，要求做工伤认定，结果都被告知，厂里没有给我缴纳社保，医院病历也不是我的名字，无法鉴定。”万般无奈之下，小张走进了职工法律援助室，找到了老袁。

　　了解案情之后，老袁第一时间联系了职工所在的印刷厂，核实了情况，发现职工情况完全属实，印刷厂确有侵权行为。

　　“我提出厂里给10万元赔偿，可厂里不肯赔。”小张说，企业当初只愿意拿出2万。因为无法获得权威部门鉴定，各自赔偿金额又相差悬殊，事情一直拖着，双方僵持着谁也不肯让步。

　　在劳动监察部门共同参与下，老袁找到该印刷公司。听说镇总工会来人了，印刷厂的负责人老韩表示，你们工会不要掺和，我不接待。“我必须告诉你，你们公司的行为是违法的，属于骗保性质。凡是职工利益的行为，工会必须！”老袁理直气壮地告诉负责人。接着袁大同又耐心向他宣讲了相关法律法规，老韩听了，终于表示会妥善处理。

　　与此同时，老袁也没闲着，马不停蹄地往返于医院、区社保中心、区劳动监察、区工伤鉴定部门等，该去的部门都跑了个遍。有一次袁大同还冒着大雨，找到镇上律师事务所询问，如果走法律程序，职工需要经历怎样的流程，能拿到多少赔偿。律师被老袁的敬业打动：“这个案件很特殊，希望当事人和企业协商解决，自己愿意无偿提供法律援助。”

　　事后，老袁给记者翻看着工作日记，回顾着经历，每跑一个地方，他就以画“正”字的方式记录次数。其中，碰头接待职工项目里，有两个快完成的“正”字一共9次，找印刷公司老板9次，去区社保局工伤认定处1次、区社保中心1次、总工会4次、镇青港园区1次、律师事务所1次、劳动监察大队1次、镇司1次……

　　职工小张多次跟随袁大同一起到各个部门咨询求助，他从内心感受到，老袁跟我非亲非故，却是这么帮我，不能再固执己见，抱着原来的赔偿态度不变，表示愿意重新坐下来和公司协商。

　　经过几十趟的奔波，老袁也通过相关部门了解到如此伤势的合适赔偿金额，另一方面也反复做企业的思想工作。最终，双方再次坐到一起协商，达成和解，公司同意一次性赔偿人民币3.1万元，同时一次性结清小张工资。在镇司法部门的下，双方正式签定和解协议。一桩历经近半年的侵权案件，终于让职工得到了说法。

　　经过这件事，老袁也感触颇深。这则案例警示着劳动者，在进入企业后，一定要签订劳动合同，严格要求企业缴纳社保。尤其是一些特殊行业，不但要社保，还可以要求企业购买特殊意外保险。老袁同时也提醒道，有的企业职工搞不清楚，说是买了保险，只不过就买一份商业保险代替社会保险，其实也是违法的，社保是最基础的，必须要缴纳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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